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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金川集团公司的蹲点报告

2019-08-22 01:04 来源:网络整理

镍、钴金属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不可缺少的金属材料。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面临缺镍少钴的困境,当时从国外进口1吨镍,要用15吨上好的对虾或73吨优质小麦才能换得。

1958年,地质工作者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中,发现了金川硫化铜镍矿——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座镍矿。60年来,金川人秉承资源报国、产业报国的崇高理想,谱写了我国镍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华彩乐章,挺起了中国镍钴工业的脊梁。

创业记——

去戈壁上建“镍都”,走出戈壁再创业

在金川集团档案馆,编号“001”的档案,竟是一张小小的纸片,上面标记着两组化学符号和数字:“民乐C1:Cu%:0.06;Ni%:0.11;永昌C2:Cu%:16.05;Ni%:0.90”。这张泛黄的小纸片,记录了金川镍矿的发现史。

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为共和国寻找矿产资源的队伍匆匆走过,沉寂了亿万年的荒凉戈壁开始苏醒。1958年10月,祁连山地质队在化验比较两份矿石标本时,发现采自永昌的矿石中镍含量0.90%、铜含量16.05%。

“若是搞上三五万吨铜,那不算啥;若能搞上三五吨镍,那可不一样了,在北京、在地质部都要挂上号。”看到化验结果后,时任祁连山地质队工程师的陈鑫兴奋不已。这张不起眼的小纸片,陈鑫珍藏了40年,1999年捐献给金川集团,并亲笔写了化验单的来历。

1959年,国家决定成立永昌镍矿,开启了我国镍钴工业发展史。大学生、技术员、工人……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云集到茫茫戈壁上,成为金川最早的创业者。他们文化程度不一,个人专长不同,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但都有一个共同信念:为共和国早日甩掉“贫镍”的帽子。

何焕华,广东人,1960年从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就成为金川冶炼厂筹备处的技术员。“虽然是技术员,但那时干得最多的是体力活。”80多岁的何焕华回忆说,那时候无论什么岗位,平时吃粮、吃水,都得自己搬运,虽然住着地窝子,吃着填不饱肚子的粗粮,但大家干劲十足。

建厂初期,为了早出矿、早产镍,在设备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一线的开拓掘进就采用手工作业,用钢钎、铁锤打眼,耙子、簸箕手工选矿,抬筐、架子车运输。自行实验、设计、施工,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金川一期工程,在短期内打通了生产流程,奠定了中国镍钴生产工艺技术体系的基础。

1964年9月,设计年产1200吨高冰镍和设计年产300吨电解镍的第一条冶炼生产流程在金川建成投产,当年生产出高冰镍2041吨,生产出第一批电解镍22.43吨。随后几年,铂、钯、金、银、锇、钌、铑、铱8种贵金属从金川镍矿中被提取,为金川成为中国镍钴生产基地和铂族金属提炼中心奠定了基础。1966年,邓小平同志到金川视察工作时,称赞金川矿产资源是不可多得的“金娃娃”,是国家的“聚宝盆”。

“金川矿产中含有21种有价金属,目前我们已经能提炼16种。”金川集团董事长王永前介绍说,经过近60年的建设与发展,金川集团公司已具备镍20万吨、铜100万吨、钴1万吨、铂族金属3500公斤、金30吨、银600吨、硒200吨和化工产品560万吨的生产能力。

从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到因企设市的年轻城市金昌,金川的第一代创业者们见证了“镍都”诞生,也亲历了我国镍钴工业从小到大的历程。但是,金川人深知,即便拥有亚洲最大的硫化铜镍矿,企业也还要走出去延续资源基业。从1990年,通过投标承担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工程的部分施工任务,到如今走出国门寻找资源,金川人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创业。

“截至2018年,我们在国内外直接股权投资68项,其中境外直接股权投资11项,占股权投资总额的47%。”金川集团资源资本国际部总经理王宏林告诉记者,通过收购境内外矿业公司,金川目前共拥有本部外矿山10座。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曾经偏居祖国西北一隅的金川人,走出了跨国经营的海外创业路。

兴企记——

“金娃娃”有了“传家宝”,还要用好“传家宝”

“金川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技进步史”,这句话不仅金川人耳熟能详,在国内镍钴工业领域也有广泛影响。说起科技攻关,金川人都会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传家宝’!”

这个“传家宝”从何而来?要从“方毅八下金川”的故事说起。金川镍矿的发现,为新中国提供了紧缺的镍钴资源,但是受矿山复杂地质条件等影响,金川生产建设和发展十分缓慢。

“上世纪70年代末,露天矿老采场趋近闭坑,主力矿山二矿区遇到技术难题,迟迟未能建成投产,金川面临‘无米下锅’的严重威胁。”从最初的鼓风炉,到矿热电炉,再到后来的镍闪速炉,金川集团原冶炼技术高级工程师刘安宇是经历了金川各种冶炼系统的技术员。这位83岁高龄的老人回忆说,金川一期工程规模设计年产1万吨电解镍、5000吨铜、60吨钴,但一直未达到设计生产能力,镍产量长期在六七千吨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