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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城文武庙:一片古建的正确观察姿势

2018-12-30 10:21 来源:未知

梅城文武庙:一片古建的正确观察姿势

  自“开梅山”以来,安化的文教事业延绵至今,从文庙到书院再到培英堂、高等小学堂、安化简易师范,最后集萃于安化县第一中学,近百年来,安化的人才多出于此。
  女建筑学家林徽因在她那本著名的《中国建筑常识》里,曾经提到过一个关于建筑审美的层面。“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兴衰的感慨”,这样如此动情的描述,是林徽因所谓的“建筑意”。因此,每一栋古建都包含了太多信息和奇妙意象。在它们身上,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等级制度,体现着不同时期的建筑美学,也记录下历史岁月的痕迹
  科举废除后,再也没有人打开照壁上的这堵状元门。
   等级制度
   承载着国家信仰的文武庙,规制并不相同
  从老校门进入安化一中,抬眼就可见武庙关圣祠。
  然而武庙的正门并不在这里,从学校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老礼堂边的道路穿过去,绕了个圈,才见正门。门匾上却没有写着“武庙”,而是“安化一中”。这里早已成为安化一中的办公区域。
  从武庙红墙灰瓦的配色看,它的等级要略低于同在一起的文庙。
  文庙承载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享有极高的规制。
  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文化体现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建筑中,色彩是最明显的识别标记。同在一地的文庙,用的红墙加黄色琉璃瓦,等同于皇宫的建筑规制。按照封建礼制,在都城以外的其他地方,只有皇家的陵墓、皇家寺庙、各地的孔庙或文庙才可以用黄色琉璃瓦。文庙之所以能够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与历代封建王朝普遍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祭祀孔子及儒家贤人的文庙自然规格也被提了上来。这种规制,在古代是绝对不允许僭越的,否则会惹来杀身之祸。
  除了色彩之外,想要知道建筑规制高低,还要看屋顶。
  作为一座建筑最为显著的高层,屋顶异常重要。庑殿顶为宫廷专用,是中国古建筑屋顶的最高形制。梅城文、武庙的屋顶都是重檐歇山顶,属于仅次于庑殿顶的第二类高级别建筑。歇山顶是两坡顶加周围廊形成的屋顶式样,共有九条屋脊,即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戗脊,因此又称九脊顶。歇山之下,就是悬山和硬山屋顶了,多用于平民建筑之中,庙宇中等级较低的土地庙也多是硬山。
  两柱之间为一开间,建筑的等级,从开间数量上也可以看出
  建筑的整体的格局也可以反映出等级的高低。
  宫殿式建筑的两根柱子之间被称作一个开间,开间数多为奇数。建筑上的数字等级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即中国古代阴阳五行中的“术数”。阴阳五行学说中奇数(单数)为阳,偶数(双数)为阴。阳数中最高的数是九,所以在建筑中凡用九的数字就是最高等级,例如开间九间、台阶九级、斗拱九踩、门钉九路、屋脊走兽九尊等等。
  在整个梅城文武庙建筑群里,形制最高的显然是文庙,有五开间,武庙则是三开间。
  文庙的高规制,反映出古代读书人的尊崇地位。古人对于读书,为何如此热衷?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古代,光有钱是没用,即使是富甲一方的土豪也不敢僭越规制,修建超过规格的建筑,而想要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必须通过读书来实现。
  古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不可谓不高,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中,知识分子排名第一,尤其是在取得了功名之后的读书人,社会地位更是急剧上升,因此文庙也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国。
  梅城的文庙是学庙,屋架为穿枋梁架结构,歇山顶,盖金黄色琉璃瓦,其实除了曲阜孔庙、北京孔庙这两家属于最高规格的“国庙”,曲阜孔子家庙和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属于“家庙”外,其余文庙都是学庙。作为学庙的孔庙,它是一座古代儒学教育的殿堂。中国古代的正统官学是儒学。儒学是古代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支柱,作为信仰级的建筑,文武庙自然可以享有比其他大多数建筑更高的规格待遇。
  武庙中雕刻有“一鹭莲萪”的抱鼓石,寓意“一路连科”。
   建筑美学
   不要忽视那些小构件里的传统古建细节美
  在林徽因眼中,敢于袒露结构部分的中国建筑,有着无须掩饰的精妙之美。在梅城文武庙建筑群,除了可以看到传统木结构古建在建筑格局上的均衡之美,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它的细节之美。
  在梅城武庙的大门边,有一对被磨得极为光亮的抱鼓石,也许这个名词让人略感生疏,其实它就是门当的一种,一类用于显示古代标志主人等级和身份地位的门庭装饰艺术品,与门簪、门槛、门扇、门框一起产生古朴典雅的整体艺术装饰美感,有吉祥、祈福、避邪之象征。
  武庙的抱鼓石的纹饰依然清晰可见,其中一面刻有一只白鹭立于莲花之中,称作“一鹭莲萪”,寓意一路连科,另外一块的雕饰则为“凤舞牡丹”,皆是吉祥祝福之意。
  建筑映照着历史的进程,古老与现代同在一个空间。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抱鼓石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皇族或官府的门前用狮子;高级武官的门前用鼓形、上面有狮子的,低级武官门前用鼓形带兽头的;高级文官的门前用书箱形有狮子的,低级文官用箱形有雕饰的;富贵人家门前用箱形无雕饰的,对于普通民宅,则只能用木质方门墩或门枕石来代替了。
  门当之上,还有门簪,很多人把它称为“户对”,并以此来解释“门当户对”这个词,其实是一种谬传。
  古代建筑典籍中并没有“户对”这个词,它真正的身份是门簪。它是用来锁合中槛和连楹(安装门扇上轴之用)的木构件,就像是一个大木销钉,将相关构件联结到一起。
  门簪有圆形、方形、菱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形状,因位于大门上方、且出头,酷似古代妇女头上的发簪而得名。这种旧时大门上的常见构件,到后来人们为了好看而多在大门上专门设置,只为装饰,失去结构功用。
  门簪有两个的,也有四个的,多在正面雕刻花卉图案或刻字。两枚门簪一般写“吉祥”、“如意”,四枚的则多是“吉祥如意”、“福禄寿喜”、“吉星高照”之类。门簪的数量与大门的样式有关,等级较高的金柱大门、蛮子门均是四枚门簪,而等级较低的如意门则只有两枚。门簪的数量与朝代也有关系,汉代已出现门簪,辽、宋遗物中,均为二枚,到了金、元时期多为四枚,与明、清相同。门簪的数量与身份等级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
  采用了暗八仙中吕洞宾宝剑纹饰的柱础。
  柱础也体现了古建的细节之美。
  柱础其实就是用来支撑建筑立柱的石制基础,然而它并非被简单地设置为一块承重石,而是做了极为讲究的纹饰。这一点也正符合中国古代建筑一贯坚持的“实用、坚固、美观”原则。
  安阳殷墟时期,柱础已经有精致的纹饰雕刻。六朝之后,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柱础上多雕有覆盆莲花及盘龙,到了宋代时,柱与柱础的装饰益形细致,佛教装饰除与本土建筑融合外,并开创出成熟的风格。在宋营造法式中,对柱础的纹饰,即载有海石榴花、牡丹花、宝相花、铺地莲花、仰覆莲花、蕙草、龙风纹、狮兽及化生之类等。
  重建于清代的梅城文武庙,柱础的雕饰早已突破了《营造法式》里的规定,雕有宝剑以及麒麟,却并非常见的“麒麟送子”,宝剑则属于“暗八仙”系列中吕洞宾形象的代表,还有海中螃蟹、“龙腾祥云”、“耕牛”等动物图案,文武庙之间,各有不同,可能与文武庙自身的定位有关。
  如果说屋顶的式样体现了建筑的等级规制,那屋顶上的装饰物在体现等级之外还体现出建筑的精美程度。
  文武庙建筑群是当地摄影爱好者的必来之地,这里也是梅城的文化中心。
  我们在文庙大成殿的周围绕行,这是整个建筑群中最为复杂精致的建筑,在它的屋顶正脊中央的是宝顶,呈现葫芦造型,通过望远镜还可以看到上面雕刻有立体精美图案,隐约是三位仙人。
  一般古建的正脊两端有鸱吻。吻是明清时期建筑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构件,为龙头形,龙口大张咬住正脊。据说这种神兽有避火的神力,据《太平御览》载:“唐会要目,汉相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尾,以厌火祥。”北宋吴楚原亦在《青箱杂记》记载:“海为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梅城文庙大成殿的吻兽位置却是一只完整的龙,雕刻精美,看起来很有一种“鳞爪飞扬”的气势,与众不同。
  除了正脊上有神兽,它们的位置在垂脊或戗脊的脊端。神兽的形态都很特别,并且数量越多,建筑等级越高,它们的排列和所用数量也是很有讲究的。在宫殿上所用神兽的数量,其最高等级是十个,外加一个跨凤仙人(或仙人骑鸡)。按顺序分别是仙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
  梅城文庙戗脊上的神兽共有五个,也是奇数,有龙、凤、仙人骑鸡等,但仙人骑鸡的位置排在了第三位,却是非常奇特。
  南方特有的拱形封火墙。
   建筑文化
   湖南的文庙里,流着一条山东的河
  我们从文庙的主殿旁的一个小门进入其中,文庙的大门已然被封堵成了一道墙。墙上内嵌着残存的照壁,这照壁,曾是安化人最大的“面子”所在。
  照壁正中砌明万历知县陈阳明所书外“瀛洲”、内“龙门”二石刻,只有中了状元之时,才能搭状元桥开此门。以前安化没人中过状元,现在开办新学,永远都不会有状元出现,于是这扇门也就永远不会再开,那石刻只能静静地立在那里,述说着先贤们的殷切期望,勉励着子孙们奋发图强。石刻上方环列三圆孔,寓三星高照。据传清末一代书法家龙塘黄自元在殿试中中了榜眼,来孔庙祭拜“大成至圣文宣王”时,乡人求先生开“龙门”,谦逊的榜眼不敢僭越,仅凿三孔以激励后进。
  真正为梅山文化赢得面子的人到了晚清才出现,他就是清代中兴的四大名臣之一陶澍,也是近代湖南势力崛起的奠基人。在他之下,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可说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后来成为了湘军的主要构建者,湖南势力自此登上晚清政治舞台并大放异彩。
  因为并未完全对外开放,梅城文庙里非常安静,初冬的落叶铺满了地面,昔日热闹的泮池边已空无一人,池水依然清澈,倒影出湛蓝的天空与树影,虽是冬日,却有一种秋水的明澈。
  从姜子牙到关羽,祭祀主体的改变,表明武庙经历了一个日益民间化的过程。
  泮池边野草丛生,丛中散落着很多青石雕成的柱础,它们多有精美的纹饰,这是历代重建时散落下来被丢弃在这里的,除此之外,还有瓦当、石碑、牌坊等诸多遗存。
  即使是一方半月形的水池,也是有严格规制的。依古礼,天子太学,中央有一座学宫,称为辟雍,四周环水;而诸侯之学,只能南面泮水,故称泮宫。
  其实泮水是一条古代山东的河。泮水所在,正是孔子的故乡曲阜。儒学的流芳,让儒学发源地幻化成了各种美好的意象。早在《诗经·鲁颂》里就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的诗句。洙泗上,弦歌地,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国,湖南在儒学大盛之后,被赋予“潇湘洙泗”之名,泮水正是泗水的一条支流。
  当“洙泗”成为一种意象之后,泮水也演化为象征着初入儒学殿堂的状态,诗经泮水篇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等句,意思是古时士子若中了秀才,到孔庙祭拜时,可在泮池中摘采水芹,插在帽缘上,以示身份的改变。游泮在清朝时期,几乎相当于“入学典礼”。泮池被设置在照壁之后的第一关,也有初入儒学殿堂之门的象征。
  中国传统古建的特点是木结构,突出了“美观、坚固、实用”的特性。
  泮池之后,按照孔庙的普遍布局,应是棂星门。棂星门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牌楼式木质或石质建筑,古代传说棂星为天上文星,以此命名意味着孔子为天上星宿下凡,象征着孔子可与天上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然而梅城文庙的棂星门处却仅残存四块基础构件,巨大的石牌坊早已毁于动荡年代。
  明洪武十五年之后,棂星门的象征意义升级为祭孔如尊天,孔子也从人中之圣贤演化为天上星辰下凡,利用神化创始人来赋予一种学术以尊荣感,其实已经偏离了教化的本义。
  棂星门后,是大成门,两侧有厢房,其中一间是青年毛泽东于1925年第二次到梅城游学时住过的地方。我们的脚踩在厢房的木地板上,发出吱呀的声响,厢房的光线虽然并不太好,但却有一种朴素安静的感觉。毛泽东当年的游学,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穷游”,他与同学肖子升从长沙出发,一路以乞讨或卖字的办法,游历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四县,那时的人们,对于这种考察社会的知识分子穷游,大多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而这次游学的成果颇为丰富,它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充分认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并深度去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梅城笔架山上的联元塔,也是一处重要的文化设施。
   建筑历史
   穿行梅城文武庙建筑群间,恍若阅读一部教育史
  如果说在北京故宫能够看到的是王权的更迭史,那么在有着文武庙的安化一中校园内,感知到的则是一部悠长的文教史。见证这段历史的,正是学校里那些年代、风格都各不相同的建筑。
  文庙代表了一个文教时代的开始。
  它也是梅山融入中原文明体系的一个标志,但真正的人才爆发,则是从中梅书院开始。那时已是清康熙三十一年,距离第一座文庙的建立已过去六百多年。到了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本县人邓天人等以“近市苦嚣尘”的理由,把书院迁到了城西学宫右侧。我们在文庙的旁边并没有看到历史上记载的“中梅书院”,却见到了一栋高大的科教楼。这里就是当年书院所在,可惜已无存。
  书院后来又改名为“崇文书院”,这显然是一种向文庙致敬的姿态。自书院建立后的二百多年里,整个安化的人文气息达到一种巅峰状态。百年间就出了8名进士及69名举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两江总督陶澍,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陶澍的画像被悬挂于学校走廊之上,同时期的云贵总督罗绕典、楷书大家黄自元都是当时的精英人物。安化这个自古被认为“不与中国通”的化外之地自此摆脱文化落后的面目,开始以全新的面目面对世界。
  崇圣祠已成为藏书之地,这些古籍保存至今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
  我们反复穿行在梅城文武庙建筑群间,恍若在阅读一部教育史。
  这片建筑群的左侧,是一栋小青瓦歇山顶的四合院落。它叫培英堂,建于1888年,那是一个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年份。当年一位叫龙锡庆的乡绅为此捐助了七百两白银。
  培英堂建设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局时代。
  办教育是个很费钱的事,陶澍曾在道光十六年捐田170亩作为学田,其中五十亩为书院奖学基金,同时期县里的乡绅们也被带动起来,捐资助学,并自助贫困学生,有人捐资助学,说明安化人对于教育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培英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落成,安化的旧式教育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状态。
  教育起步有点晚的安化,很快就遭遇到了历史大变局。科举被废除了,但教育的步伐却并未停滞,光绪二十八年,培英堂和崇文书院变成了县城高等小学堂,后又改成了县立中学、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县立初级中学等,1960年被定为安化县第一中学。
  文武庙之间,除了科教楼,还有一栋仅两层,面积却有一千多平米的校舍,它是安师楼,建筑风格既非传统古建又与现代建筑有所差别,属于一个过渡时期的建筑。它所映照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的艰苦岁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大半沦陷,湖南也岌岌可危,地处梅山的安化和新化却因地理原因,交通不便而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省城的大批学校陆续迁移到这里躲避战火,据史料记载,在抗战时期迁驻安化蓝田(今涟源)的学校有:国立师范学院、长郡中学、妙高峰中学、岳云中学、周南女中、广益中学、明德中学。
  抗日战争期间,含光女中迁驻梅城,民国大学迁驻梅城的刘家大院。省立五中迁驻雅雀坪,南山中学迁驻烟溪。可以说,省城的名校基本都搬到了梅山地区。这段不平凡的机缘,是安化教育的荣光。
  安化一中的李拥军校长带着我们在校园内参观,在路上,他一直念叨着孔子那句“有教无类”,这也是他一直尊崇的理念,而如今的一中,也一直贯彻着这个思想,“让每位学生成才,为未来学生发展奠基”是一中的基本办学思路,“蜗牛班”的成立,即是如此。它让那些不被常人看好的学生,也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发展的天地,事实证明,“蜗牛班”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的状态也得到改观,第一届学生在三年后的高考中,有一半的学生考上二本以上大学,第二届学生有近60%的学生考上二本以上大学。蜗牛虽慢,但只要不停歇,同样可以走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