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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经济改革中“人”的作用

2019-02-21 15:02 来源:未知

毛振华:经济改革中“人”的作用

  “人”在西方经济学中从被忽略到受重视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将“人”逐步抽象,对人本身的研究有所欠缺。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开始,人的作用开始被抽象为劳动要素,但亚当•斯密却没能解释使用价值和交易价值之间的背离,并由此引发了“水与钻石”谁更有价值的悖论。其后经济学理论中出现了边际革命,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并将使用价值和交易价值统一,但人本身被“边际效用”的概念所取代。同时代的马克思写出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在经济分析当中将人的投入抽象为社会劳动时间,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为阶级关系,也未在微观个体层面对人展开研究。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以及此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将人的作用以供需曲线和效应函数取代。不只微观经济学对人本身的研究有所欠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更是逐步将对人本身的研究排除在视角之外。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学者凯恩斯,尚且将研究构建在投资者的“动物性冲动”心理之上,而其后的宏观经济理论则主要转向了熨平经济周期、调节宏观经济结构的方向,财政货币政策、通胀就业水平成为了宏观经济的研究中心。

  在主流经济学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和创新理论将微观个体的人纳入了研究视角,并逐渐受到重视。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人物科斯为例,他认为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在于没有专门研究制度,包括货币、法律、习俗、政治、产权等制度形式被主流经济学抽象掉了。而要研究这些制度,就要研究人与人的互动,研究人的组织和人的行为,比如产权安排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等。再比如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概念,就将企业家的作用纳入到了经济分析当中。

  承包制及按劳分配调动生产积极性,改变了短缺经济

  长期执行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负面激励,也是造成经济短缺的原因之一。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并没有带来增长率的上升,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很大。正是由于人的生产积极性不足,从而出现了生产短缺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开始的,承包制及按劳分配满足了微观个体吃饱和穿暖的需求,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了物资短缺的状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步推广,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温饱的问题。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农村的改革经验向城市推广,通过全员责任制、管理层承包、允许效益提成等方式增强企业活力。这些措施使得城市工人也部分实现了按劳分配。承包制以及按劳分配激励了普通人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和198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两度达到了短期经济周期的顶峰。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提高生产是相对简单的,只要没有外在体制的约束,吃饱和穿暖的需求自动激励着人们提高生产,而只要能够提高产量就能直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原因就在于激励了每个微观主体,满足了个体生活的基本需求。

  产权改革再造微观基础,带来了供需基本平衡

  单方面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还尚不足以完全克服经济短缺,原因在于市场的微观基础还缺少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虽然有承包制、效益提成的激励,企业的领导层和管理人员仍然受制于计划的约束,无法完全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经济产出仍然不能满足有效需求,因此才出现了1988年价格闯关时的严重通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推进产权改革的措施。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是产权改革的起点,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除了十四大报告之外,1992年还发布了《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二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全面落实企业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3年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司法、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1997年出台《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允许技术入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颁布使我国企业上市从此有法可依。通过明晰产权在企业家层面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将激励的主体从普通大众转向了企业家。中国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这批企业家被称做“92派”。这批企业家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补课”,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商业模式引进、吸收并模仿,也快速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和商业差距。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大量企业的建立和企业家群体的产生,不同资源所有者之间的价格交换才是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按照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观点,经济区分为增长和发展两个层面,增长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就能实现,而发展则需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于企业家的激励与对于普通大众的激励是不同的,企业家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创新,就要用创新的成果来激励企业家。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学派认为,对企业家的恰当激励就是赋予他们“剩余索取权”。所谓剩余索取权,就是在支付了利息、工资、折旧等固定支出后,剩余的产出由企业家占有。而为了明确剩余索取权,就需要有明确的产权制度安排。

  只有明确企业家的产权,才能为各种资源及其产出定价,最终带来了供需生产的平衡。财产权利得到了保障,企业家有了动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满足市场的需求并获得相应回报。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与对企业家的产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企业家的生产和创新激励下,中国经济在90年代末期基本实现了供需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