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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9年中国经济的十大预判

2019-01-09 18:30 来源:未知

对2019年中国经济的十大预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面对内外部错综复杂的环境,未来中国经济会出现哪些新的趋势?金融市场会如何演变?宏观政策会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这些应该都是市场所关心的问题。值此岁末年初之时,我们针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作出以下十大预判,供大家参考。
 
 
  1。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受增长动力减弱、贸易保护主义、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等影响,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同步放缓,发达经济体触及复苏拐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分化加剧。
 
  美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2019年减税刺激效果边际递减,美国经济增速将随之放缓。贸易保护和美联储加息等政策叠加,将对经济增长将造成负面影响。尽管如此,美国经济可能不至于失速,通胀温和、就业相对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居民债务水平表现良好,都意味着当下的扩张周期可能刷新历史记录。预计美国经济2018年增长2.9%,比2017年加快0.7个百分点,2019年增速可能降至2.5%。
 
  欧洲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内需仍是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欧央行退出宽松政策且可能在2019年首次加息,未来内需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减弱。尽管欧盟与多国达成贸易协议,但由于贸易环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2019年出口的拉动作用难以明显回升。加上英国脱欧负面效应显现、政策刺激空间有限、民众不满情绪上升、政治风险犹存,预计2019年欧盟经济增长1.5%,较2018年明显放缓。
 
  日本经济维持小幅增长。2019年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扩张有利,消费税率上调对日本经济冲击有限。私人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够强劲,出口仍受外部环境影响,劳动力不足矛盾日益突出,日本经济增长缺乏韧性。东京奥运会基建投资拉动GDP的作用可能在2019年下半年减弱。预计2019年日本经济增长1.0%。
 
  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9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受外部环境干扰明显。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对以资源生产加工和出口为主的国家有显著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则会放大这一影响。随着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全球流动性收紧趋势在2019年扭转的可能性较小,新兴经济体仍将面临货币贬值和资金流出压力,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不利于经济平稳增长。预计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4.6%。
 
  预计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8%,2019年增速下滑至3.6%。其中,发达国家2018年经济增长2.4%,2019年增长2.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2018年经济增长4.8%,2019年增速为4.6%。
 
  全球经济面临四方面突出风险。2019年全球经济存在更多不确定性。一是国际贸易体系改革风险。多边贸易体系改革愈发成为共识,但在是否遵循现有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观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观点明显不一致。二是明显增多的政治风险。美国政府频频“关门”、英国“脱欧谈判”陷入僵局、欧盟机构领导人换届选举、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升级等事件影响相互叠加,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不容忽视。三是持续发展的债务风险。2019年全球债务规模或继续攀升,发达经济体债务风险爆发的危害性更大,新兴经济体爆发债务风险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主要经济体央行缩表很可能引爆部分国家的债务风险。四是市场动荡风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大、全球流动性进一步收紧、全球债务规模扩大等都将加剧金融和商品市场动荡。
 
  2。内外需求同时减弱,增长步伐继续放缓
 
  外需走弱导致出口放缓压力较大。2018年出口增长较好存在明显的应激式“抢出口”增长特征,一方面透支了2019年的需求,另一方面抬高了同比基数。在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政策不确定环境下,全球经济复苏放缓,2019年外需走弱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存在不确定性,未来摩擦可能不限于贸易领域,美国可能会从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准入限制、司法监督管理、体制性改革等多方面对中国发难。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外强硬的措施可能难以延续,有助于贸易摩擦缓和。受外需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目前已经出现出口订单显著减少。2019年出口增速将明显下降,预计在5%左右。如果贸易谈判取得成果,不排除出口状况改善的可能,那么出口增速可能在8%左右。进口鼓励政策持续见效,我国将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降低制度性成本,扩大进口空间。受需求走弱以及高基数的影响,2019年进口高增速可能难以延续,但仍能实现10%左右的进口增长。货物贸易顺差将进一步收窄,预计为3000亿美元,经常项目可能出现逆差。
 
  基建投资加快步伐将对投资增速起到托底作用。2018年基建大幅度回落,主要原因在于去杠杆见效、强监管落地、地方债务管控加强、PPP项目全面清查、环保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调低等宏观政策的叠加效应。2019年宏观政策明显转向,着力点在于加大基建投资力度。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确保重要基建项目资金来源。加快5G通讯、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基建项目执行进度会明显加快。PPP项目库清理整顿之后,将规范有序推进PPP项目高质量发展,在补短板上发挥更大作用。预计2019年基建投资增长10%,成为拉动投资的关键力量。在过去几年限产作用下,高能耗制造业投资形成低基数,2018年出现修复式增长。2019年基数效应减弱,制造业盈利增速已趋回落,将难以支撑制造业投资继续较快增长。受外需环境影响,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投资预期较弱。民间投资意愿下降,扩大生产投资显得非常谨慎,将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预计2019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到4%,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调控政策难以大幅放松,房价上涨势头得到遏制,房企资金来源压力仍然存在。随着土地购置款项支出减少,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有明显回落,预计增长3-5%。综合判断,2019年基建投资力度加大,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长可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约增长5.8%。
 
  消费增长稳中略缓。2019年宏观政策将持续大力扩大内需,重要工作是促进消费增长。随着消费促进政策释放效力,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升,下调和取消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个税改革稳步推进,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新的动能。消费增长仍有三方面制约因素。一是近年来居民按揭贷款快速增长导致居民部门杠杆水平上升,抑制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形成挤出效应。二是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需求仍将受到基数及政策的抑制。商品房销售放缓对后续装潢、家具、家电等消费带来的影响将在2019年集中体现。随着车辆保有量上升,汽车消费高增长时期已过,汽车类消费已经持续负增长,2019年仍将在低位徘徊。三是股票市场调整和理财产品收益率下降将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不利于消费增长。2019年消费增速可能在8.7%左右。三大需求中消费增长相对较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将超过75%。
 
  3。物价水平整体走低,中国经济不会“滞胀”
 
  2019年整体物价上涨动力不足。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分别是输入性通胀、需求拉动、流动性充裕。目前来看,这三方面因素都较弱,2019年我国物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下行,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小;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较弱,对物价的拉动作用不强;货币政策将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存在流动性泛滥进而抬升物价的可能性。
 
  CPI同比涨幅将有所收窄。2018年核心CPI降到1.8%,全年可能在1.7%-2%之间波动,显著低于上年0.4个百分点。核心CPI下降反映需求走弱的现实,CPI的波动中枢下降。由于2018年蔬菜价格同比涨幅在7.4%左右,远高于上年,较高基数将导致2019年蔬菜价格同比涨幅有限,预计平均涨幅在5%以内。2019年猪肉价格处于上涨周期。随着猪肉供给与需求结构的变化,猪周期波动已经放缓。在供给端,集中养殖逐渐替代散户养殖,促进猪肉生产供应波动减小;在需求端,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对猪肉的需求增长逐渐放缓,导致猪肉价格波动对整体物价的影响减弱。非食品价格运行相对比较平稳,整体涨幅可能略有收窄。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燃油类价格上涨空间有限。医疗服务类价格高涨形成高基数,再加上医疗服务改革全面推开,2019年非食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加大消费品进口力度,削减进口关税,也将对消费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2019年CPI翘尾因素平均在1%左右,新涨价因素较弱,全年CPI平均涨幅可能在1.8%左右。
 
  部分月份PPI可能出现负增长。2018年三季度以来PPI同比涨幅呈逐月下降趋势,原因是去产能导致上游工业品价格上涨效应递减和输入性通胀压力明显减轻。2019年国内需求难以显著走强,需求拉动PPI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上游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回落将逐渐传递到工业生产领域;下游消费需求偏弱,制造业订单已经明显下降,对工业生产环节的带动作用有限。2019年PPI翘尾因素平均为1%左右,比2018年大幅下降1.8个百分点。PPI缺乏新涨价动力,新涨价因素可能在-0.5%到0.5%。预计2019年PPI平均涨幅降到0.5%-1.5%,取中值为1%,不排除有的月份可能出现负增长。积极政策着力点在于基建投资,可能对相关工业产品带来阶段性拉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缓解国内工业价格整体陷入通缩的风险。
 
  2019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滞胀”风险。如前所述,2019年整体物价不会大幅上涨。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并不具备形成“高通胀”的条件,所以经济中不存在“胀”的风险。但是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滞”的风险仍然存在。但这种所谓的“滞”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停滞”,而是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对其他风险隐患显性化带来压力。可见,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问题,而是需求放缓过快的问题。